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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检控阶段，即使这些死亡事件被贴上“警察杀人”的标签，检察机关也很少追究警察的责任，因为“指控警察在政治上是敏感的，可能会引发法律纠纷”。

美联社的调查报道指出，在最初的内调阶段，调查这些事件的美国地方和州当局往往会隐瞒信息，并在调查报告中省略“可能具有破坏性”的细节。

调查还发现，在警方经手的轻微犯罪处理、不涉及违禁品的无端搜查、不必要的武力使用或无正当理由的逮捕中，作为执法对象的非裔所占比例也更高。

而作为内部问责的最后希望之一，法医和验尸官提供的所谓“死亡意见”也经常为警察开脱，一些明显与警察暴力执法相关的死亡，会被他们归因于事故、吸毒或先前存在的健康问题。

有美媒指出，四年前的弗洛伊德之死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并导致涉事警察最终被判刑，是因为弗洛伊德的遭遇碰巧被录了下来，特别是他的最后一句话“我无法呼吸”。

这起事件的发生，距离乔治·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杀已差不多整整四年时间。正是两起事件的高度相似性引发美国社会的质疑：为什么我们要在2024年再经历一遍同样的悲剧？

不难看出，在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美国，“白人警察杀死非裔可能无罪”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固定印象，“我无法呼吸”也似乎成了治不好的“美国绝症”。

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去年美国警察共杀死至少1247人。其中，只占美国总人口13%的非洲裔在所有受害者中占到了27%。

美联社不久前主导的一项调查发现，在2012年至2021年的十年间，美国警察使用身体约束、电击、殴打等所谓“非致命性手段”导致至少1036人死亡，平均每周两人。

因为许多部门封锁了记者获取信息的渠道，而通过其他渠道公布的相关文件被蓄意涂改，视频也被做了模糊化处理，警察们则在报告中经常使用模糊的语言来掩盖武力使用事实。

他指出，美国政府在弗洛伊德被杀后推动的所谓警务改革并没有什么实质进展，非裔仍然是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就像不断重演的可怕电影”。

长期从事种族研究的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历史学教授、该校种族正义计划发起人约胡鲁·威廉姆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泰森遇害深感失望，但并不惊讶。

他在日前就此案召开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悲愤质问：“美国啊，在我们说‘我无法呼吸’的时候，还要以多少非洲裔的生命为代价才能让你相信我们？”

天空之城当地时间5日，美国俄亥俄州坎顿市的一个球场外，愤怒的抗议人群反复高呼这句话，强烈要求为日前遭白人警察“跪杀”的非洲裔男子弗兰克·泰森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