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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业内人士观察到，随着2022年科技部、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等各项政策的逐步推行，近些年，一些高校、院所已经在岗位聘用、绩效考核等方面显现出较为“超脱”的趋势。

“很多(单位)考核是跟那些(论文、项目)指标硬挂钩的。”李凯向记者展示了两家高校的岗位聘用要求文件，其中高质量论文、重点项目是教学科研型教授考核必备条件。

李志民认为，科研管理工作改革还需要进一步领会“三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精神，要进一步深刻认识科研工作的规律和特点。

“职称论文发表，别礼貌问价了，我们直接报价”“毕业论文，支持加急”“25年期刊发表价格公布”……在社交媒体、电商平台等搜索“期刊”“论文发表”等关键词，上述相关内容随即显现。还有机构表示基金标书修改“成团”可以“立减”数千元；年中“预存经费”，享受“超值优惠”。

一位医疗行业人士透露，尽管通过一些代写、代发机构发表论文的费用昂贵，但一些基层医务工作者仍有需求。记者随机联系了3家医学论文代写代发机构。在不同等级的期刊上发文，这3家机构报价在2.5万元到约8万元之间。

有机构打出宣传语：发论文就像投资。仲伟俊坦言，论文、项目的等级、数量等，对个人收入、发展影响很大，致使买申请书、论文、数据等行为的“利润率”很高。

一篇发表于2022年的研究论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学科研诚信专栏通报的科研失信论文分析》显示，在其纳入研究的163篇存在学术不端及科研失信问题的医学论文中，有50.3%涉及论文买卖、代写代投问题。

“平台要发展。”李力说，主管部门在考核机构时需要“抓数据”，以便作为依据来配置资源。而项目、论文等可量化的指标是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

仲伟俊认为，原创引领型的科研，需要建立“宽宏大量”“有耐心”的科技评价体系——宁可允许一些人不出成果，也要营造适度宽松的学术评价氛围，为真正有潜力的科技人才提供出重大成果的良好土壤。

他表示，如果科研管理过于看重量化指标，在防止“不干活”的同时，可能也制约了“真干活”的人，使其无法长期坚持坐冷板凳追求重大成果。

她分析，尽管近年来各方面科研诚信建设举措频出，但在利益驱使、竞争压力、评价导向等的轮番刺激下，学术诚信或许在一些人心中就“放在后面了”。

事实上，近年来，一系列涉及科技评价改革举措接连出台。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出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随后多部门联合开展清理“四唯”专项行动；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目前从不少一线科研人员的感受来看，评价、评估的指挥棒仍有待持续扭转。

北方某高校科技政策专家李力(化名)透露，副教授、教授与特聘教授在人、财、物，比如团队引进人才、工资、办公场所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往往相差悬殊。他坦言，与买论文、申请书可能获得的收益相比，学术不端可能付出的代价显得并不高。

在某南方科研院所科技管理处工作人员李兰(化名)看来，个人科研诚信意识不足是导致学术买卖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李兰分析，高质量论文、重点项目等往往是科研人员职称评审、职务晋升的重要评价指标，有些科研人员为了追求名利，不惜铤而走险，把科研诚信抛之脑后，违背了从事科研工作的初心，也违反了法律。

朋友弟弟接吻技巧超棒记者注意到，在该委同期发布的2025年第二批次科研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中，有近三成案件涉及买卖实验研究数据、买卖论文等问题。

李志民分析，对机构来说，一方面往往是“考核什么就做什么”；另一方面社会机构排名等压力也促使其看重项目、论文等量化指标。

在人才评价方面，他认为，高校中普通科研工作者的上升通道比较“窄”。相比于科研人员的体量，考核指标中认可的高层次项目十分有限，且其中一些项目对申请人的年龄有限制。有些人急于求成，因而选择冒险求助于学术灰产机构。

此外，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理事长李志民认为，人才分类评价落实得还应该更“细”。他认为，针对一些本不以科研为主要工作任务的职业，诸如护士、职业院校教师等，在进行评价时往往也需要考核论文、项目等，也容易激发学术买卖行为。

仲伟俊表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意味着过去跟踪发展型的科研范式，要向原创引领型的科研范式转变，科研管理也要与原创引领型的科研氛围相适应。

李兰表示，在她所在单位，不同水平的论文、不同等级的项目会和其他一些指标一起折合成积分，作为考核科研人员的重要依据。以评职称为例，单位会按照积分排名的顺序优先将机会给到排名靠前的人选，科研人员为了提升排名，就需要比拼发论文、拿项目。

李兰说，高影响因子论文、年度项目经费落实情况、“帽子”人才数量，仍是一些主管部门对科研单位评估的重点指标。她表示，如果指标“弱”了，一些重点科研平台就有被摘牌的风险。用人单位很难不将压力传导到个人。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仲伟俊长期关注科技创新管理与政策，他认为，一些科研人员之所以选择“用商业化方式解决科研问题”，与学术道德规范的缺失有关。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由于论文、项目与科研人员的切身利益深度捆绑，这种评价、激励导向诱发和滋长了学术买卖的需求。

仲伟俊提出，科研工作的客观规律和搞产品生产不同，并非每个人在相同的工时下都会有等量的产出，“10个科研人员中可能只能指望一两个人‘冒出来’，产出有重要价值的成果”。

“坚决遏制”“露头就打”，谈及学术不端行为，多部门的态度都是“零容忍”。2022年，科技部等二十二部门印发《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明确了科研失信行为的内涵，“买卖、代写、代投论文或项目申报验收材料等”涉及其中。该文件还对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工作的职责分工、调查、处理等内容进行了规定。